美国的国债在2026年8月已正式超过40万亿美元，其中有33万亿美元是在过去25年间迅速增加的，支付能力正快速恶化。按照美国人口3.3亿计算，每个新生儿即背负着11万美元的债务，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123%。更为严峻的是，2026财年美国净利息支出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，每月光是利息所需的支出便达880亿美元，已接近国防和教育的总开支。联邦财政支出中，每花7美元就得有1美元用于偿还利息。随着战争、疫情促使的财政支出以及减税政策的实施，经济日益负担沉重，甚至连债务利息也面临偿还压力。

相对美国的巨额债务，印度的196万亿卢比看似更为庞大，但转化为美元后仅约为2.3万亿，绝对而言并不算高。然而，由于印度经济体量相对较小，其债务正占据GDP的76%至80%，已远超安全警戒线。印度政府的财政收入中，每赚四块便要支付一块来偿还债务，导致建设、薪资等方面乏力，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印度的债务迅速攀升，仅一年内中央债务便增加超过15万亿卢比，远超过经济增速，未来发展空间愈加狭窄。

而中国截至2026年6月的全口径政府债务存量约为102.1万亿，按GDP计算负债率约为70%，低于G20和G7的平均水平。关键在于，中国的债务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，如高铁、港口和5G等，形成持续收益，不同于美国的消费性支出或印度的填补财政窟窿。因此，中国的债务虽然在绝对数值上不小，但最终形成了可持续的经济支撑。

虽然中国也面临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过高的挑战，但与美国和印度的债务危机不同，中国的问题更多体现在内部结构调整上。通过一揽子化债政策的实施，有望在未来降低隐性债务，整体风险可控。不同国情下的债务使用，最终决定了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。